1977那场改变命运的高考 来自: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教育报 点击次数:12654

编者按

高考,关乎个人梦想,亦牵系家国前程。

在40年前的这个时刻,虽已寒冬却春意盎然,全中国570万名考生一同走进重又打开的高考大门,最终27万名考生脱颖而出,成为“文革”中断十多年后经高考选拔出的第一批人才。高考,改写了无数人的命运,也推开了改革开放的大门。

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拐点。高考制度恢复,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让中国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重新打通了普通个体公平向上的通道,让中国重新回到现代社会的轨道上,同时也为我国在新时期的飞速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从此,大国崛起有了最核心的人才鼎力。

2017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在这四十载岁月流转之中,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沧桑巨变,中国高考制度也经历了种种变迁。然而,高考所承载的个人梦想与中国梦始终并肩前行。

站在2017,回望1977。今天,我们邀请三位恢复高考的亲历者撰文,从1977年高考的政策恢复、命题、阅卷三个方面,回忆当年恢复高考政策出台的台前幕后和点点滴滴,谨以此纪念40年前那个时代的拐点,那个新春天的到来。

                                                                     春雷动地

                                                                ——恢复高考制度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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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书生

在十年动乱的岁月里,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新中国成立以来逐步建立起来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统一招生制度被彻底否定。1976年秋天,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共和国大地百业待举。人民渴望教育的振兴,建设呼唤着千百万人才。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提到了党和国家的重要议事日程。

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极“左”路线在十年间造成的危害和影响,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除。围绕招生工作中恢复统一考试制度的问题,在1977年曾有过一个复杂的过程。

这一年的6月29日,由教育部组织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在太原晋祠宾馆召开。会上,代表们揭发批判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代理人破坏教育事业的罪行,研究了招生工作的各项政策。但是,在涉及招生对象等一些敏感而带根本性的问题上,未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在讨论招生对象时,一部分同志认为,要继续贯彻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招收学生”,文化程度仍为初中以上。绝大多数同志则认为,周恩来总理在1972年曾根据毛主席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指示,提出招收有研究才能、钻研有成绩的应届高中毕业生直接上大学,应该落实周总理的指示。

8月4日,教育部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的情况报告》。《报告》在关于招收新生文化程度问题上指出,普通高等学校招收的学生“一般要有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同时,考虑到1968年以来在工厂、农村劳动的初中毕业生上大学的要求,因而“根据各专业的不同情况,对文化程度的要求可以有所不同”。关于试招少数应届高中毕业生直接上大学的问题,《报告》指出:“今年先在少数高等学校进行试验,以便取得经验,明年推广。”在随《报告》附上的《关于1977年招生工作的意见》中提出,“重视文化程度”,文化考查方法“采取口试、笔试等多种形式进行,提倡开卷考试,独立完成”,同时提出“不要凭一次考试决定弃取”。足见,招生制度的总体框架并没有受到触动。

恰恰在教育部报送《报告》的同一天,邓小平同志在北京饭店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在此之前,邓小平同志刚刚恢复工作。5月24日,他在同中央同志谈话中指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指出“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并且提出从小学抓起,“五年小见成效,十年中见成效,十五年二十年大见成效”。

座谈会开始后,武汉大学查全性教授等呼吁大学应该恢复从高中应届毕业生中直接招生。8月8日,邓小平同志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的胆略和气魄,旗帜鲜明地指出:“对全国教育战线十七年的工作怎样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并且肯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谈到关于教育制度和教育质量问题时,他说:“一个是高等学校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的问题。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教育工作出现了重大转机。教育部撤回了8月4日向国务院报送的太原招生座谈会的情况报告。8月13日,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的指示精神,教育部在北京再次召开了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时间最长的一次招生工作会议,历时44天。会议开始时,京城酷暑难耐、蝉鸣如涛,散会时已是金风送爽、月明中秋了。这次会议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它实现了两项重大的拨乱反正:一是推翻了“文革”中压在上千万中国知识分子头上的“两个估计”;二是决定恢复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制度。

会议开始后,首先传达了邓小平同志“八八讲话”及其他一系列谈话精神,代表们深受鼓舞,同时也通过多种渠道,不断地向党中央、小平同志表达要求彻底推翻“两个估计”拨乱反正的强烈愿望。

经过代表们讨论的招生工作意见,及时报告了小平同志。他对文件详细审阅,并亲自动手修改。如关于考生的政治审查问题,他认为太烦琐,改为“主要看本人表现”。在邓小平同志亲自指导下,招生工作取得了拨乱反正的重大成果。新中国成立以来逐步建立起来的符合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统一招生考试制度得以全面恢复。10月5日,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招生工作的文件。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了出席招生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的均可报考。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收的人数占招生总数的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考生要具有高中毕业或与之相当的文化水平。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录取原则是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恢复统一考试,由省级命题。招生考试在1977年冬季进行,新生1978年春季入学。

在拨乱反正的大潮下,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情况。当会议确定了招生对象后,代表们估计报考人数肯定超过500万。可当时纸张极为紧缺,到哪里搞那么多纸印刷试卷呢?只好再报告中央。后经中央决定,允许动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印刷试卷。结果这一年有570万人报考,也可算一项“世界之最”。

邓小平同志亲自领导恢复招生考试制度已经过去40年了。直到今天,人们还在探讨这项改革极为深远的意义。当时,全党全国的政治生态是“左”字当头,“两个凡是”统领各领域。恢复高考制度,不仅从此在根本上改变了我国教育的面貌,而且成为全党全国思想解放的先导,拨乱反正的先行者,如同春雷动地,震荡神州。

当春雷震荡大地的时候,人们感到了春天的气息,而春雷滚过大地之后,万紫千红的春天就来到了。

(作者系中国教育报刊社原党委书记、社长,中国教育报原总编辑,1977年在教育部计划司招生处工作)

责任如山

——恢复高考后第一次全国统考命题工作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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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亮宏

“文革”后教育战线上的拨乱反正是从高校招生工作开始的。高校招生工作拨乱反正的核心是,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恢复实行入学考试。

1977年入学考试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别命题和组织考试。第二年,恢复全国统一入学考试,高校招生及其入学考试工作从此步入正常。

1978年春节刚过,教育部由刚刚恢复建立的学生管理司就如何实施高校招生改革后的第一次全国统一考试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怎么组织命题,命题以什么为依据。由于“文革”以后全国没有统一的中学教学大纲和教材,各地教学内容和教学水平差异极大,高考命题缺乏依据,考生复习也无所遵循。因此,研究的结果是,应该以教育部的名义颁发一个复习大纲,指导考生复习应考,同时也是命题的依据。教育部领导同意了这个意见。司领导指定由李键(时任学生司办公室负责人)和我(从清华大学借调到这里参加招生工作)具体负责此项工作,并请求高教司、普教司派人参与。

按照考试科目设置情况,我们从大学、中学和省市教育部门和教研机构请了一些人员,分别组成几个编写小组,每组五六人,由权威学者牵头。

在多方努力和协调下,大纲经教育部领导最后审定后,于4月初付印、下发,包括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外语8个科目。

从4月份印发高考复习大纲到7月份实施考试,对于考生和考试工作组织者来说时间都很紧。

为保证能按时考试,学生司对高考命题工作进行了安排,指定宋葆初、李键和我三个人具体负责组织命题,并商请当时的高教司和普教司派代表参加。宋葆初同志在“文革”前就从事这项工作,经验丰富,他是我们这个小班子的牵头人,这次参加命题的许多老师也是他提名推荐的。

1978年是高校招生改革后的第一次全国统考,考生近600万。对此,我们都深感责任重大,不敢有丝毫懈怠,只能全力以赴投入其中。

命题工作地点的选择也是个问题。几经讨论,看中了青岛。司里派李键同志持教育部介绍信去青岛联系,青岛市领导欣然接受安排命题场所的工作。

命题工作从5月下旬开始。山东省和青岛市对这项工作在场所选择、对外联络、生活保障、安全保卫等方面做了精心安排。

命题人员的选定参照了选择编写复习大纲人员的原则,即组成人员由大学教师、中学教师和高中教编教研人员组成。大学教师是我们根据高校学科的特点请有关学校推荐的,其中一些参加了复习大纲编写工作;中学教师和教编教研人员是请一些省市教育局或招办推荐的。选定的命题人员按考试科目分设小组,其中外语按7个语种分开。命题小组根据考试内容情况,每组七八人、五六人不等,组长由该学科领域的权威专家担任。

因为命题工作需要高度保密,同时又要对外联络,我们对外用了“教育部教材编审会议”的名称。工作第一天,在住所的餐厅召开全体会,教育部分管招生工作的高沂副部长讲话,学生司张君实副司长出席,宋葆初同志就命题原则、指导思想、试题内容和分量,以及一些程序性安排讲了具体要求。

从命题开始到考试实施,总共两个月时间,其中后一个月要留给各省市印卷并将试卷分到各考点,前一个月用于命题、审题、印刷排版和制型(当时的印刷技术需要先在印刷厂排版并制好纸型,再由各省市用纸型浇成铅版来印成试卷)。因此,真正命题的时间不过半个月。这样,各命题小组必须在一个星期内拿出试题初稿,再用几天时间反复推敲,完成一个送审稿,时间紧任务重。

各学科命题组组长的卧室就是工作场所,另外,安排了一间较大的房间作为保密室保管命题资料,由宋葆初同志负责,兼作卧室。与命题内容直接有关的资料都存放在保密室的大铁柜中,每个组的资料存放在一个提包中。每天两次上班开始工作前,各组保密员(从各组老师中分别指定)到保密室领取提包,下班时交回。每本笔记本和每页工作用纸都打上号码,不能缺失,交接时要查验。

命题人员每天都在两栋小楼内工作和生活。我们规定,命题人员不能同外界通信、通电话,散步只可在楼外限定区域且必须两人以上同行。所有人、所有工作,只能通过我们几个工作人员同外界联系。

通过老师们的努力工作,各组都按期交稿。这份恢复全国统考后的第一份试题经教育部领导审核后定稿。上述人员立即将稿子送到早已联系好的1201工厂排版,再把排好字的铅版送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打成纸型。

由于需要保密而又不影响工厂正常生产,以上工作都安排在晚上进行,负责审核的老师和工作人员每天晚饭后从所住的军事学院招待所到工厂去,第二天早晨再返回住处。在炎热的夏天和条件简陋的车间,他们连续多天通宵达旦做着这项不容出现丝毫差错的工作,其艰苦程度非局外人和现在的人所能想象。

以后连续多年我们都是这样干的,直到后来用上先进的排版印刷技术。纸型制好后,通过中办的机要交通渠道送到各省市,由各省市在当地选定印刷厂将纸型浇注成铅版,再用铅版印制成可用的试卷。

(作者系教育部考试中心原主任,1978年参与组织高考命题时为教育部学生司工作人员)

笔下千斤

——恢复高考后参加第一次阅卷工作的点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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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南周

恢复高考制度已经40年了。每当谈及恢复高考之事,不禁回想起1977年底参加高考阅卷的情景。

是年10月,党中央作出恢复中断多年的高考制度的决定,从学校到社会,从学生到家长,从城市到农村,无不欢欣雀跃,尤其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与服务于各行各业最基层的青年劳动者,更是兴奋异常,皆有跃跃欲试的心情。为了适应这种形势,让广大青年有较好的状态进入考场,各种补习班如同雨后春笋般地兴办起来。许多中学,包括一些高校参与其中。

当时我是厦门市华侨中学政治教师,并担任政治教研组长,从事高中毕业班政治学科教学。华侨中学也不失时机地举办几个补习班,我担任了政治学科教学补习课教师,补习内容主要是哲学、政治经济学、时事政治。

一晃到了12月,首年高考开考。我被抽调参加阅卷工作。参加阅卷的主体是高中学科教师,因为他们了解学生的知识状况,了解当时中学教学的基本内容,尤其是参加过补习班授课的老师,更是熟悉久违学校、久违书本、久违考试的大孩子们。

厦门地区的高考阅卷工作由福建省与厦门市的教育行政部门组织,阅卷点放在陈嘉庚先生创办的集美学村的集美中学。这里安静、宽敞,可容纳三四百人的吃住与工作,还便于集中管理与安全保卫。我们住在学生宿舍与学校简易招待所,相当多的人住在教室里,吃饭在教工食堂。白天评卷,晚上还要讨论评卷时出现的一些问题,比如统一评分标准、有争议的答题答卷、不要“前紧后松”、细化评卷标准中的掌握度等。

尽管条件较差,阅卷时间超过一周,报酬又很少,又极易“审美疲劳”与出现重复性劳动的“无趣”,但深感自己身上担子的重要,笔下千斤,因为它关系到每一位考生的命运。

恢复高考制度,一方面改变了国家的命运与教育的命运,是对“文革”十年的最大拨乱反正,另一方面改变了学生的命运与教师的命运,再也不是“读书无用”,再也不是“教书无用”。广大已经离开学校多年的知识青年看到了希望,在校学生看到了努力方向,广大教师感到自身搞好教学、育就人才的责任重大,责任心、紧迫感与自觉性油然而生。

当时的情况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一张考卷决定了每位兵士与每匹骐骥的前途与命运,而我们手中的笔又对他们的前途与命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慎重地批阅每份考卷,是教师职业道德的表现,是教师高度责任感的凝聚。

由于是恢复高考的首次考试,考生无论年龄还是知识、阅历面参次不齐。有的超过30岁,甚至年纪更大,娶妻生子的不少;有的是“文革”前的所谓“老三届”,有的则是刚刚高中毕业的应届生;有的上山下乡、服务于基层企事业单位,有的则刚刚走上社会,无事可为;有的作了较为充足的准备,有的则是“匆促上阵”。因此,答题五花八门,不可能规范、不可能按照知识点要求来答题。怎么办,唯有“从中找分”。平时我们在校改卷是“找错扣分”,为的是让学生在知识点上不出错,加深知识印象。而首考评卷,是找闪光点,找正确处来“给分”。有的考生答卷真是不知所云,或语无伦次,或片言只语,或潦潦草草。我们一点一点来抠来挖来找,使之得一定的分数,这样“良心才安”。

评卷最容易“审美疲劳”。一个星期下来,早紧晚松、前紧后松的现象极易出现。为此,我们不时地带着具体问题学习评分标准,回顾前面的评卷情况与掌握分寸,力求一致,至少不出现太大差异。须知一分之差会断送学生上大学的机会。你评这题差半分,他评那题差一分,几题积累下来,就可能给这位考生带来伤害。

评卷也最怕不同老师掌握评分标准不一致,尤其是语文、政治等文科。为防备与改正这种情况,我们每天上午评卷前与下午评卷后,往往以一小题或一大题组,议论一下对评卷标准的认识度与掌握度,碰到有争议的看法,停下评卷进行讨论,力求统一认识。

一个星期下来,我们顺利地完成评卷任务,没有出现重大差错,没有感到良心不安,道德感与责任感驱使我们不负千斤之笔。评卷结束后,我曾写诗纪念:“奉召阅卷浔江畔,万马千军选俊贤。一自乌云驱散后,莘莘学子见青天。”“停却高招已十年,而今拨乱谱新篇。须知笔下千钧重,取士遴才担在肩。”

1978年以及接下来的3届高考,我都被抽调参加高考政治学科的评卷工作,从考试答卷感到中等教育逐步走上正轨,我们依旧执着地追求“笔下千斤”。

我每年都教高中毕业班,有一段还担任毕业班的年级组长。后因评卷采取高中毕业班教师“回避”政策,高校老师逐步成为评卷主体,我再没有参加高考评卷。再后来,我从华侨中学调至厦门市教科所,一直干到退休。在市教科所的20多年里,我也一直关注高考的改革,关注着高考政治学科的走向。

(作者系中国教育报厦门记者站原站长、厦门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原所长,1977年参加恢复高考后首批阅卷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