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２万、３４万、４９万……一个孩子上学到底要花多少钱？没有准确数字，但目前人们所知的，都是让人生畏的大数字。“一人上学全家吃糠”，这一听起来很夸张的现象，如今越来越真实地出现在“教育改革不断推进”的今天。 

这种教育支出畸高现象，影响的已不仅仅是一个学生、一个家庭，它甚至已超越了教育领域，影响到社会消费。从刚刚闭幕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人们已清晰地捕捉到国家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信号：在经历了出口拉动型、投资拉动型增长之后，我国将步入以扩大内需、促进消费为核心的消费拉动型增长时期，而教育消费将是未来重中之重的支出项目之一。 

然而，近年来，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教育支出比重快速上升并趋向偏高，使居民消费出现沉重负担，这使教育消费在成长为新的消费“热点”的同时，也成了制约居民消费结构优化和扩大消费倾向的难点。 

近半家庭削减必要开支以备学费 

２００４年，四川省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在成都、自贡、泸州、绵阳等１３个市县，抽取５５０户有子女上学的家庭进行了一次调查，发现平均每户家庭为子女支付的教育费用占人均年可支配收入的比例高达１８．７％，而且随着子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所占比重也不断上升，其中小学比重为１１．７％，初中比重为２０％，高中比重为２５．４％，大学比重为３７．６％。 

由于教育消费在家庭收入中所占比重越来越高，大部分居民家庭感到负担沉重。调查中，６７．６％的家庭表示“勉强可以承受”，还有近２０％的家庭表示“承受不了”。这些家庭为了供子女上学，近半数的人不得不采取削减一些必要开支的办法填补，其他家庭或者选择收费低廉的学校，或者采取贷款、兼职的办法解决。 

攀枝花市某企业的一位下岗职工，一家三口，夫妇俩靠打零工勉强维持生计，孩子就读于某小学二年级。２００４年３月，孩子入学共缴纳各种费用１１１０元，其中借读费７００元，预交书本费２００元，杂费５０元，代管费５０元，硬笔书法费１１０元。而家长认为可接受的费用标准应在１５０元左右，其中预交书本费１００元，杂费５０元。由于户口不在该市，每年要交１４００元的借读费，对于这个贫困的家庭来说是非常沉重的负担。 

据统计，从１９９４年到２００３年１０年间，四川省学生学杂费上涨了３倍多，年均增幅近１６％，导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教育支出也随之增长了近３倍、年均增幅近１６％，比同期人均可支收入增幅高出近７个百分点。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胡光伟教授认为，远远高于收入增长的教育支出，是在教育收费快速增长的情况下产生的，短期内看，是教育消费旺盛的好现象；从长期看，则严重影响了居民消费心理安全，形成畸形消费结构，不利于进一步扩大消费。 

沉重负担源自“不合理收费” 

高额的择校费、赞助费和学校自立项目收取的诸多不合理费用，构成了当前城镇居民家庭教育支出的最沉重负担。 

四川省城调队住户处调查员米国旭说，近年来，一些重点学校、重点班收取赞助费的情况愈演愈烈，一是数额越来越高，少则几千，多则数万，调查中平均每户为２１４８元，；二是涉及面越来越大，从调查看，近三分之一家庭的孩子上学时交了择校费或赞助费。接受采访的家长普遍反映，现在一些重点学校平价生的分数线越划越高，使议价生的比例越来越大，交择校费、赞助费的现象也就越来越普遍。 

据了解，许多学校在学期中还经常不定时地收取费用，其中不少是巧立名目自行设立的，如“英语班费”、“实验班费”、“水电费”、 “艺体费”、“矿泉水费”、 “保留学籍费”、“杂资费”、“计算机鞋套费”等费用。有的在课本预收费中列支大量非《目录》用书的项目，如各类辅导材料、参考书、复印资料费、书本运费、机读卡费、试卷阅卷费、电影票费等，有的还只收费，不出票据。更有甚者，有的老师把应该在课堂上讲的内容要放到补课时才讲，借机收取补课费，家长反映尤为强烈。 

据四川省城调队介绍，８５％的受调查居民认为目前的教育收费“较高”或“太高”，并强烈反映高校收费尤其困扰家庭消费支出的合理分配。以成都为例，２００３年，城市一个三口之家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为８８２３元，如有一子女上大学，每年需５０００－６０００元的学费，再加上数目可观的学习、生活费用，家庭用于子女的教育费用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４０％左右，在经济负担上就显得不堪重负的。 

健康的教育消费呼唤合理收费 

胡光伟教授分析认为，解决教育收费增长过快、大学收费偏高和乱收费等问题，形成合理的教育收费，才能打通教育消费畸高的难点，构筑科学健康的城镇居民消费结构。 

米国旭说，教育投入不足仍然是主要原因之一。２００１年到２００３年，四川教育财政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最高仅为２％，一些地方教育经费严重不足，只有靠收费维持了。而且，义务教育与非义务教育两个阶段本应执行相反的收费政策，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提高，义务教育收费降低，非义务教育收费适当调高，但目前两个阶段收费却在同步增长，甚至有时义务教育收费增幅还超过了非义务教育收费的增幅。 

广西大学商学院教授李欣广分析说，教育之所以给社会留下“越改革越花钱”的印象，是因为教育产业化被不适当地引入到义务教育领域。他说，教育原本作为社会公益性事业，教育产业化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接受良好教育，读得起书，读好书，但由于公共投入没有跟上，“先天贫血”的教育改革在输血过程中，部分人对教育产业化的理解发生偏差，导致政策走样，收费越来越高。 

有关专家认为，解决教育不合理收费还必需优化教育资源，促进学校均衡发展。一方面，要努力扩大优质教育资源，增加优质学校招生规模；另一方面，要切实加大对薄弱学校的改造力度，改变城乡间、学校间不均衡现象，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２９日，成都市武侯区率先将区内的１２所城区小学与１２所城郊小学一一结对，实行“两个法人单位，一个法定代表人，一套领导班子，独立核算、独立核编”的办法进行统一管理。这一被称为“捆绑教育”的模式如今已优势初现，１２所乡镇学校实行直管后，一年来对乡镇学校的投入至少相当于过去五年，城郊小学的面貌不仅明显改善，教师交流机会增多，而且在城区小学规范管理的带动下，差距逐渐缩小，“农村教育城市化、城市教育现代化、城乡教育均衡化”的理想正在逐渐变为现实。 

李欣广认为，适当储蓄原本是件好事，但它是在确保消费自然、和谐的情况下进行。目前，很多家长为了孩子上学而“被迫储蓄”，这是很不正常的。再加之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尚不完善，这些被动消费项目就像填不满的“无底洞”，使人们失去了心理安全，动摇了消费预期，降低了消费倾向，成为当前阻碍消费增长的最大“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