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新的学年开始了。当此之时，因为海南、天津等8个省份及400多家高校“多年不落实国家助学贷款”受到点名批评，始自2000年而持续沉疴难起的助学贷款困局开始公诸于世。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问题从来关乎民族兴衰大计，马虎不得。也正因为此，连日来，助学贷款之困引来八方争议，而被指“嫌贫爱富”的银行在以教育部为首的各方口诛笔伐下，有成过街老鼠之势。 

然而银行到底能有多大过错呢？纵使其在夸大学生违约率以及细分市场不力等方面存在一些瑕疵，但归根结底，商业银行是以经营货币为主业的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无可厚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诸如“一笔6000万元的贷款一次性贷出，和将这笔贷款分别贷给10000个学生，人力和金钱上的消耗差距多大？”之类的考量，在众多道义之士的眼里无可容忍，而在银行这边却恰恰反映出市场化改革的某种进步。 

无论作为经验也好，教训也罢，中国渐进式改革最大的成本即在于金融资源的低效率配置。为了维护体制内产出的平稳增长，国有部门在过去20年间获得了国有银行体系贷款总额80%左右的信贷支持。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政策性贷款，更有一部分直接是因面对受政府保护的国有企业“倒逼”而发放的软约束贷款。反过来，国有银行又利用国家的这种需要来含混其自身的效用偏好，促成其投机性冲动难以遏制。 

事实上，在笔者看来，在助学贷款这一问题上首先需要反思的恰恰是教育主管部门自身。中国的医疗改革为什么被判定为“基本不成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把这个极容易“市场失灵”的领域过快过急地推向了市场。近乎同样的情况，在教育这一典型的公益性部门，现在的情况却是从幼儿园到小学再到中学、大学，从一般教育机构再到重点教育机构，从贫穷的农村再到繁华的大都市，教育收费过高过滥问题一直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甚至有人测算我们的教育收费是全球最高的。 

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如果单纯关注为贫穷学生提供贷款而忽略这一贷款需要何以产生，无疑就像单纯注重为贫困病人捐款捐物而不管医疗收费有多不合理一样，实则是以某种道义性的口号掩盖改革本身的缺陷和矛盾。 

除去公共资金投入不足以及教育部门过于追求规模扩张这一症结所在，改革的配套措施严重滞后同样难辞其咎。央行副行长吴晓灵指出，助学贷款推行过程中的困难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由于我们国家的社会信用体系不够完善；二是银行的成本和风险没有得到足够的补偿；三是银行和学校的配合与协调还在不断的探索之中。 

任何重大改革的推行，无论其初衷如何美好，如果忽略配套措施的整体推进，则其效果一定是值得怀疑的。仅就助学贷款本身来说，作为教育改革的辅助性工具，吴晓灵所指出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而在美国，该国从1965年开始施行国家助学贷款制度，唱主角的一直是政府，银行只扮演配角： 

一方面，助学贷款通常并非由银行资本金支付，而是由政府财政提供，银行只负责经营并收取费用；如果贷款由银行自有资本提供，政府必须提供担保，负责以财政核销95%的不良贷款。另一方面，政府制定多种政策帮助银行严防严罚欠贷不还行为，如建立健全覆盖广泛的个人征信体系，让违约拖欠助学贷款成为无法洗脱的信用污点，防范恶意欠款行为；再譬如出台灵活多样的还款方式和优惠减免措施，为银行贷后管理和追讨欠款提供服务，降低银行所承担的经营风险。 

综上所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一千百年来民众对于普遍性需求朴素的渴望，反映在今天的贫困学生入学问题上，其首要的解决之道仍在于真正建立起社会公正的价值观和有效的政府管理，而至于银行嫌贫爱富之类王顾左右而言他的不当指摘，则大可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