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市发生了一件引起公愤的事。一所创办10年，校长曾被评为“优秀教育家”的民工子弟学校被普陀区教育局强行取缔。取缔的执行方式令人揪心：几百名警察、保安、协管人员及区教育局人士冲进学校，校教导主任遭到殴打，校长被带到派出所。目睹这一场景，有的学生当时就被吓哭了。

此后，晏扬先生以《偌大城市竟容不下民工子弟的书桌》为题，对教育部门的这一粗暴做法给予批评。而叶传龙先生也撰文《上海不该这样对待安徽民工的子弟！》，作为在上海工作的一名安徽人，叶先生文章中的一句：“安徽上海一江连，有话能否好好说”，看了让人很不是滋味。

应该说，外地民工子弟学校在上海遭停办，早已不是新闻。而这座自诩“海派”的大都市，也一直因为对外地人的不包容态度而广受责备。然而，舆论公议，包括晏、叶二位先生对于这一做法之所以强烈不满，很大程度是由于在事件的整个过程中，有关部门在孩子面前上演“全武行”，却丝毫没有考虑这一做法对于孩子幼小心灵所带来的伤害，以及孩子在其中所感受到的社会歧视和生活的残酷真相。而这一点，正是该事件引起社会公愤的重要原因之一。

然而，如果反过来问一句：假如没有这一事件，那些就读于该校的外地民工子弟，是不是就无从感受这样的社会歧视和残酷真相呢？甚至再进一步，假如不发生这一事件，那些外地民工子弟，是不是对于这样的社会歧视和残酷真相的了解，在程度上就会有少许的减弱，因而其残酷和粗暴性，至少也有了些、哪怕只是少许的“温和”和“过渡”呢？